在我童年的时光中,地瓜留下的记忆是最为深刻和丰富的。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,我们村三分之二的土地都种满了地瓜,乡亲们一年到头吃的是地瓜煎饼和地瓜窝头,喝的是地瓜汤,吃盐打油的钱也是把地瓜干卖到酒厂换来的,地瓜成了我们全村人的精神寄托和物资生活的保障。
种地瓜首先要炕地瓜芽。每年惊蛰时节,父亲就会带领十几位青年劳力拉土和泥,开始筑炕。十几个火炕筑在村北头一大块宽敞的空地上,每个炕大概十几米长,三四米宽,后墙一米多高,前墙三四十厘米,两侧的墙呈坡状,在每个炕的前后墙之间每隔1米左右搭上几根木棍或竹篙,用来支撑覆盖在上面的塑料薄膜,炕里面再铺上大约10厘米厚的河沙。给地瓜盖好了“房”,铺好了“床”, 该请地瓜出窖上炕了,父亲把全体村民号召起来,从刚出窖的地瓜堆里挑选出新鲜无病害的地瓜,密密地摆在炕里的沙上,然后再撒上一层沙将地瓜半遮半掩。这十几炕地瓜能否顺利萌芽和生长是关系到全村人一年的生计,父亲不敢把这既需要技术又需要责任心的活交给别人管,所以他事必躬亲。他在地瓜炕旁边搭了一个窝棚,把被褥搬到这里。他白天要掀开薄膜洒水,还要根据气温的高低给炕通风或烧火。他的窝棚里挂着一支温度计,它每天用这支温暖度计为每个炕测量“体温”,温度低了芽儿长得慢,到了谷雨还不能插秧,会耽误节令;温度高了,芽儿会变得枯黄,所以他以烧火和通风来调节炕内的温度。父亲说:“通风不但可以调节炕内温度,还能让苗儿逐渐适应风吹日晒的外部环境,温室里的弱苗种在田里经受不了风雨,会死掉的。”
儿时的我最喜欢到这里来,白天,阳光照在炕上,塑料膜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,风吹动薄膜,像泗河里的水波轻轻地荡漾。炕内的水蒸汽在薄膜下面凝结成一滴滴大大小小的水珠,像一只只鱼的眼睛。用手指轻轻触动薄膜,这些“鱼眼”便晃悠着落下,落下水珠的那一片塑料膜会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,我最喜欢把眼睛贴在上面偷窥炕里的秘密。起初,地瓜像睡着了一般,看不出什么变化,不几天就从肚皮上的那些肚脐眼里钻出了绿中带紫的嫩芽。刚开始还稀稀落落,后来就密密麻麻,像赶集似的一股脑地聚拢来。它们逐渐长高长大,渐浓的绿代替了紫,炕内有限的空间都被它们占据,更显得挨挨挤挤,它们摩着肩接着踵,像观看什么盛大演出似的,都努力向上挺直了身子。
从地瓜上炕到拔苗插秧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父亲一般不会离开这里,除非有要紧的事。记得有一次,我正趴在炕沿上看着地瓜芽出神,父亲说大队里来了上级干部,要检查工作,说让我看一会炕,特别叮嘱不要让狗、猫和马驹进来。父亲走后,邻家伙伴来喊我抓石子,我玩起来便入了迷,把父亲的嘱咐忘在脑后,母亲来送饭时,发现两只狗正在炕的旁边追逐打闹,打着闹着一只狗就上了炕,另一只不甘示弱似的紧接着也上了炕,把塑料膜扑腾出了几个窟窿。这一次父亲非常生气地薅疼了我的小辫子,并以“不能光贪玩、要认真做事”之类的话训诫了我,后来母亲拿来针线缝好了塑料膜,把我捅下的“篓子”补上了。后来,父亲再有事让我看炕时,我再也不去玩了,手里拿一根长长的苘杆,像一位小战士守护在炕边,发现狗、猫和马驹这些“敌人”再有侵犯之意,我就挥舞起我的“武器”,让它们望而却步。父亲的这次训诫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责任的种子,这颗种子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很快生了根、发了芽,让我无论做什么事都牢记“认真”二字。
谷雨前后是拔芽插秧的日子,父亲根据地的亩数算出大约所需要的地瓜芽的数目,带领村民拔芽插秧,我们小孩也乐于来帮忙。一百棵芽捆成一捆,我们边帮忙拔芽,边学着数数,大人们说数不到一百,赶明儿上学时学校里不收,我们认真地拔着数着,把数好的地瓜芽用玉米皮捆好,在水桶里浸一下,摆放在篓子里,由大人们去栽种了。
这些地瓜芽生命力极强,它们把根深深地扎进干旱贫瘠的沙土里,不久就会把泗河堤内外的一块块黄色的土地变成碧绿的海洋,这绿得耀目的海洋是乡亲们生命的依托,承载着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期望。